六十年前:一个边境移民村的开端
在瑞丽红光村,六十五岁的村民陈菊翠经营着一间小卖部兼早餐店。在她的身后,是她的家,一座在1997年建成的两层小楼。如今经营线上收款渠道齐全,合作社收款码搭配着微信支付,极大便利了村民与游客们的消费。
但把时间拨回六十年前,这里还是另一幅景象。1964年,因保山北庙水库建设,陈菊翠一家从保山迁来。那时她三四岁,跟着父母来到了红光村。“到处都是荒山,草都没有,树也没有。”她记得,第一夜住在茅草房里,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第二天一早,要去两公里外的大河挑水,“早上两三点钟就去排队,两个人挑,还挑不多”。
那是红光村的起点——不是当地人的开垦,而是国家工程的安置。一百四十九户移民,从保山的青山绿水间被连根拔起,移植到瑞丽边境这片红土地上。初来乍到的移民们,面对的是真正的“三无”:无水、无电、无路。陈菊翠回忆,“一个寨子都去打工”,因为人均耕地只有三分,“田少了,没什么田地,都靠自己打工”。年轻人去缅甸帮人栽秧,妇女在家守着几分薄地,老人带着孩子去山下的大河洗澡。
直到2016年,村里才修了第一条水泥路。2017年,村集体年收入仍只有几万元,与周边村寨动辄百万的分红相比,“吃饭都成问题”。年轻人在外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这片边境汉族移民村,一度沉寂在瑞丽城郊,少有人问津。
“以前想都不敢想,能过到这样的日子。”陈菊翠说。但她不知道的是,更大的变迁还在后头。

八年时间破局开路:熊汶都与合作社
红光村的改变来自一个“外来者”。
熊汶都不是红光村土生土长的村民。他是腾冲人,娶了红光村的媳妇,早年在德宏州做生意,见过世面。2017年春节,几个在外经商、工作的红光村人聚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有人感慨:“我们能不能打造一个像腾冲银杏村那样的地方?”

熊汶都接过了这个话题。他看中了红光村的“空”——正因为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反而可以重新书写;正因为穷,反而没有包袱。他提出的方案是:以“凤凰谷”为名,用一棵凤凰古树做支点,撬动整个村庄的文旅转型。
为吃透乡村运营经验,他先后参加全国乡村振兴“头雁”培训、华中农大专题学习、云南耕耘者计划,实地考察石林文旅项目,深入学习“千万工程”治理、合作社运营管理知识,梳理全村中长期发展路径。
但回到村里,他才发现“空”的另一面是“难”。
2018年,熊汶都牵头筹备瑞丽市首个村民自筹资金成立的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凤凰谷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他和党员、队干挨家挨户做工作,“有的村民一个人喝茶,不会倒给我们水喝”。
村民们不认可这个“外来女婿”,觉得他在“吹牛讲故事”。
直到政府给了两个扶贫项目——养猪和水井——村民连水井都不愿意建在自家地里。熊汶都用这个案例反推:“如果你们不改变思想,政府关心你们,你们都不接受,以后吃饭都更困难。”
“外人当村干部天然不占优势,这八年,我是实打实拿行动感化所有人。”熊汶都说道。
半年后,合作社勉强成立,全村筹集86万元入股资金,85%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但钱进来没多久,就有人要退股。危急关头,村党支部迅速召集全体党员、村组干部、合作社理事会开专题会,全盘公开项目投入、亏损原因,不回避问题、不遮掩账目。
党员分片劝说自家亲友,村组干部逐户上门谈心,合作社骨干主动站出来分担群众顾虑,向大家承诺发展风险由集体共同承担。
与此同时,党员自发组建志愿服务队,荷塘开园后,干部、合作社社员、热心村民每天轮班义务打扫、疏导车流,不用村里支付一分酬劳。简易商铺对外出租时,党支部优先留给留守老人、低保户经营,村民亲眼看到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增收渠道,思想发生180度转变,原本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主动咨询土地流转,愿意跟着集体一起干。
熊汶都顶着压力,在2018年下半年种下第一批荷花。然而,村里“上边养鸡,下边养鱼”,一放水荷花全死,近40万元荷花培育投资全部亏损。
他又去腾冲引进华农贡莲,2019年春天,7亩荷花终于开了。
“光靠我一个人干不成事,党员、队干冲在前,合作社班子扛重担,老百姓愿意跟着出力,这条路才能走通。”他说。
那是红光村第一次“红”。日流量三千到六千人,车从村口排到高速路边。
从“流量”到“留量”:凤凰谷的五年建设
人来了,村内却没有配套的专职运维人员。村党支部发起了党员志愿服务队,村组干部、合作社社员、热心村民自发排班轮班,每天无偿清扫荷塘垃圾、疏导进出车流、维护观光步道,全程不计酬劳。“但凡村里有项目要落地,党员先上,干部先干,群众看在眼里,自然愿意配合。”

但熊汶都很快发现,人来得多,钱没进来。他紧急搭了临时小卖部,租给村民,一个月租金600块。超乎想象的是,最好的一个小卖部,一个月卖了6万块。
“只要人来了,赚钱很容易。”这个朴素的道理,终于让村民180度转弯。
此后五年,熊汶都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村庄建设:申请政府配套资金,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污水处理系统;推动天然气下乡,让红光村成为瑞丽第一个通天然气的村庄;整合全村90%的土地、林地、橡胶地,等待时机。为了让项目顺利推进,他把自己的贷款资金及队干工资用于项目的青苗补偿。讲述时,他的眼神没有丝毫犹豫。
到2024年,凤凰谷的大环线已初具雏形:从高速路口到山顶,5公里单边路程,途经200亩田园综合体、三角梅园区、绣球花园、凤凰湖、露营地,最终抵达那棵“千年凤凰树”。熊汶都计划用15年完成这个大盘,“哪怕赚了100块,都是全体村民的”。
重重约束间寻微光:“14435”路径与集体经济
熊汶都心里清楚,边境移民村的发展,有着绕不开的难题。
国土空间管控严苛,村寨处于两江风景区、水库水源保护区重叠区域,土地属性频繁调整,大量规划用地受限,文旅、农业产业拓展空间持续压缩; 部门之间规划衔接不畅,林业、环保、自然资源管控标准割裂,项目审批周期漫长,2022年立项的基建工程因财政压力长期搁置,前期投入损耗集体积蓄,市场需求早已迭代; 本土文化资源匮乏,早年危房改造拆除传统民居,乡土文化载体稀缺,特色文化培育周期长、短期收益薄弱; 边境运营成本偏高,缅籍务工人员往来频繁,治安、游客管理压力大;文旅客流淡旺季分化极端,仅靠临时小摊无法支撑全年营收,多家企业洽谈的商业开发项目均因用地问题、生态红线被迫终止。
重重桎梏之间,细碎微光始终生长。
红光村摸索出一套完整的乡村振兴“14435”发展路径: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联动政府、合作社、企业、村民四方参与;深挖四大核心特色资源——舍家为国、勤劳务实的移民汉寨奋斗文化、联结汉族、景颇族、傣族三族同心共生的同心河、集观光康养于一体的凤凰湖溪谷、以荷塘为载体的青莲清廉共富文化;最终实现村集体、入驻企业、全体村民三方受益,完成组织变强、环境变美、人气变旺、村民变富、观念变新五大转变。
村集体通过合作社集中整合九成土地资源,建立经营主体筛选机制,重点扶持返乡创业者;集体经济兜底完善污水管网、燃气、老屋修缮等公共配套,以荷塘文旅撬动小店、民宿等配套业态,大幅减少村内外出务工人口,走出了一条政策约束下的移民共富道路。

返乡人才扎根共生:民宿、医护与村庄反哺
在合作社统筹规划下,返乡创业者们依托集体资源开办特色院落民宿等,成为红光村文旅产业链的重要补充,与村庄发展深度绑定。
2023年,拥有民宿经营经验的朱爱华通过合作社租赁村内老院打造“柒安小院”,相较与村民私人签约,集体经济平台提供稳定保障,双方利益绑定、风险共担。她摒弃纯商业化客房改造方案,仅保留8间客房,配套休闲茶区、自然疗愈空间,主打乡村轻度假业态。经营期间院落屋顶漏雨造成设施损毁,村集体主动出资2万余元修缮房屋;村民自发赠送果蔬、开业花篮,邻里互助氛围浓厚。小院吸引各地游客长住体验乡土生活,淡季也坚持常态化运营,丰富村庄文旅体验层次,为集体聚拢长期客流。

拥有十八年医护从业经验的姜红萍,深耕儿科重症护理,放弃城市稳定高薪工作,落户红光村打造“陋室居”特色院落。村庄便利的区位、淳朴民风留住了她,日常依托专业医护知识无偿为村内儿童提供健康指导;发挥自身行业资源,对接大城市医疗专家,为滇西边境群众、跨境边民解决儿童护理、疑难病症问题,用专业力量延伸村庄社会服务功能。
创业者们不是独立经营的个体,她们全部纳入了合作社统一管理,土地、房屋资源归属集体统筹,经营反哺村庄配套建设,形成了“集体搭台、人才唱戏、群众增收”的良性业态。

静待高铁接续发展:从空间迁徙到精神回归
熊汶都常对来访的人说:“我们1964年搬来,没有非遗,没有根。但现在,我们可以自己长出来。”他的计划宏大而漫长:2025年获批的160亩村庄规划用地,300亩咖啡种植,5公里环线的最后收尾,以及2028年高铁通车前的全面备战。
“高铁也许是瑞丽最后一次大商机,”他说,“我们要在通车前,把所有资源整合在合作社手里,嫁接公司,交给年轻人接续发展。”
从1964年的茅草房,到2024年的凤凰谷,红光村经历了三次迁徙——第一次是空间的迁徙,从保山故土搬迁至瑞丽边境红土;第二次是身份的迁徙,从农民到打工者;第三次是精神的迁徙,从逃离乡村到回归乡土。
这第三次迁徙,尚未完成。熊汶都知道,“三五年成就不了景区”,他作好了十五年深耕的准备;朱爱华知道,“没有哪一条路一定正确”;陈菊翠不知道什么是“文旅融合”,但她知道,“国家政策好,我们现在过的日子,以前做梦都想不到”。
六十余年风雨变迁,这座因国家水利工程而生的移民村寨,没有与生俱来的文化禀赋、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却靠着党组织引领、集体同心,在严苛的边境管控条件下闯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振兴路。夜幕降临,凤凰谷的灯火次第亮起,边境线上沉默的红土地,早已换了人间。
作者:复旦大学 周嘉怡 刘一诺 单欣 王亦冰
指导教师:陶建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