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匹马驮着放映机、发电机、胶片和行李，放映队员一进山就是一个多月。在没有公路、机动车的年代，他们走进一个个山村，把电影送到群众身边。如今80多岁的刘汉亚，回忆起那些岁月，依然清晰记得山路上的艰辛与银幕亮起时群众的笑容。

　　作为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电影公司经理，刘汉亚是本地傣语、景颇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电影译制事业的早期参与者和推动者。退休二十一年，虽早已离开岗位，他心底始终关心着电影事业。每次年轻译制从业者遇上技术、语言上的难题，打电话或登门请教，他始终无偿指导、倾囊相授。

　　马背驮机进山放映的艰苦岁月，胶片到数字的时代变迁，都浓缩在这位老人的记忆之中。一块块银幕、一声声民族乡音，连接起边疆各族群众。刘汉亚的半生事业，正是德宏少数民族电影译制业的缩影。

　　山乡传译声

　　民族语电影译制是将汉语电影中的对白、旁白等内容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并重新录制配音，使影片能够通过当地群众熟悉的语言进行传播。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电影不仅要送到基层，更要让群众看得懂、听得明白。

　　如今，德宏民族语电影译制主要覆盖傣语、景颇语、载瓦语三个语种，服务对象以德宏州民族地区群众为主。德宏州融媒体中心、二级翻译来马干么介绍，影片由国家统一采购片源，经省级部门组织下发，再根据不同民族语言需求进行译制，通过基层电影放映体系送到乡村。

　　刘汉亚回忆：“以前放电影，有时候就是放映员一边放着，一边解释着。”这种方式难以保证观影效果，群众迫切需要民语版本影片。

　　1973年，德宏开始少数民族语言电影译制工作。刘汉亚参与了译制班组的搭建与管理。在当时的德宏州电影公司，译制人员通过在胶片磁轨上录制民族语言对白的方法工作。译制一部影片需要经过翻译、配音、录制等多个环节，一年只能完成1至2部。随着译制队伍逐步扩大，译制影片发行的数量和语种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电影通过流动放映队走进乡村。

　　随着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推进，民族语电影译制和基层放映体系逐步完善，作为基层电影工作的参与者，刘汉亚也关注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前后参与开办九期培训班，为民语电影培养了多批次能译、能放的基层从业者。

　　与此同时，译制工作的组织方式也在不断调整。一部影片往往需要多名配音演员共同完成，仅依靠单位内部人员难以满足制作需求。目前，单位采取“单位人员+社会力量”的合作模式，从社会中吸纳具有表演经验、声音条件较好的人员参与配音，在扩大人才来源的同时，也为民族语电影译制注入新的力量。

　　马背载胶片

　　在岗数十年间，刘汉亚一头管着录音车间统筹民语影片译配，一头牵挂遍布山乡的流动放映网络，全年译制任务、放映线路调度、设备故障处置他都有经手。他常常跟着放映队一同进山，亲身走一遍马驮设备下乡的漫长山路。

　　说起早年胶片译制的流程，刘汉亚的记忆清晰如昨。彼时通用16毫米胶片，原生音轨是光学声带，能播放汉语原声；要做出傣语、景颇语译制片，就得在胶片边缘额外涂布磁条，把少数民族对白录制在这条磁轨上，替换声音。说起这套磁环音设备的便捷之处，他解释：“录错了倒不需要剪断，因为有专门的配套设备，机器上可以精准控制单段翻译内容。录制效果达标就能过，不理想直接重来，磁环音可以完整洗掉，重新录制都行。”配音环节需要多名演员分工协作，大家坐在录音室里，紧盯银幕人物口型用民语演绎，力求各个角色的台词和画面契合。

　　译制制作的工序繁琐细碎，下乡放映的路途更是充满艰辛。刘汉亚感慨道：“每次从城里出发时还觉得身上干净整洁，越往深山村寨走，越是一身尘土油污，活像个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彼时山区没有公路，摩托车、拖拉机更是无从谈起，全套扩音机、放映机、发电机、胶片、幕布支架，再加上放映员的行李、炊具，足足要五匹马来驮运。一趟下乡少则在外一个多月，每次出发前要拆卸、固定全部设备，抵达村寨后又要逐一组装调试，拆装搬运成了每日固定的劳作。

　　“吃千家饭、睡千张床”是下乡放映生活的常态。村寨之间路途遥远，有时得走几日才能到下一个放映点。晚上没有留宿的房屋，他就在马驮货垛下铺盖歇息；到了饭点便支起锣锅就地生火做饭。大块井盐烧红淋上香油，配上炭火烘烤的辣椒、几片腊肉，就是奔波整日的热饭。忆起山野间简单的一餐，他笑着感叹：“呦，这顿饭确实很好吃。”

　　在他看来，选片、译制语种都要贴合群众喜好。母语影片承载着特殊的情感意义：“看得懂汉语，但是心里不亲切；能听见自己民族的语言，心里才透亮。是党让我们能看到母语电影，这份民族自豪感是不一样的。”当地群众格外偏爱战争、乡村生活题材影片，每当白色银幕点亮寂静山坳，全村各族群众围坐观影，村寨瞬间热闹起来，各族群众听懂母语故事时欣喜的模样，也成了他常年工作的精神动力。

　　下乡放映队员身兼多职，刘汉亚细数当年的工作任务：“我们的角色，第一是政策宣传员，带着明确宣传任务；第二还要代销书店的书籍；到了村寨，还要给群众免费理发。”他能唱金钱板、花灯调，还会拉二胡，沿途借着曲艺说唱宣讲国家政策、身边先进典型。1984年，他专门外出进修半年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思路：“一名合格的经理，要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投入实现最好的工作成效。”多年经验也让他意识到，做事不能太过严苛，凡事多体谅他人难处，“枪口抬高一寸。”

　　依靠马匹驮运放映机进山的景象，随着乡村公路修建、机动车普及慢慢消失。制作、放映技术不断升级，数字化设备替代了老式胶片与涂磁录音工艺。年满七十岁后，刘汉亚正式决定退休，只以顾问的身份无偿为译制中心解决技术难题。如今新式数字服务器、立体声录音放映设备，他依旧能调试操作。

　　对于刘汉亚来说，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的意义始终没有改变。他说：“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觉得民族语电影译制最大的意义，还是让群众能够听到自己的语言。”在他看来，民族语言里面有感情、有记忆，电影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表达出来，才能更贴近他们，也更容易产生情感认同。

　　这份坚持也延续在他的学生身上。来马干么认为，随着普通话使用越来越普及，民族语电影译制的价值并未减弱，反而更加凸显。他说：“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产品，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记录。”民族语言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记忆，通过电影这一载体，可以让民族语言得到保存和传承。

　　岁月留余音

　　在退休前一年，刘汉亚仍受嘱托办完最后一期放映培训班。一晃二十余年过去，当年的学员、乡镇影院的老经理也都陆续退休，却依旧记挂着他，时常发来消息问候，得空便相聚闲话旧事。

　　谈及这份情谊，老人感慨不已：“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要多来往、多互相联络。”技术上尽心传授，工作中并肩协作，这份投身边疆电影事业结下的情分，经得住岁月流转。

　　如今，刘汉亚已不再走进山乡放映电影，但每当年轻译制人员遇到难题，那个熟悉的声音依然会响起。就像那些曾经亮起在山间的银幕，散场之后，留下的故事仍在人们心里延续。

　　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 郁朱独秀 方元 姜涵子

　　指导老师：李伦 郑闯